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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度 如果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天数如此相差下去，那就会出现春节在夏天过的现象。

在生死时速的竞技场上，一道自动门将人间悲喜切割成两个世界：门外是攥着检查单来回踱步的家属，门内是连呼吸都需要仪器代劳的生命。这道门，或许是现代医院最具哲学意味的存在。它既是一道物理屏障，隔绝着生与死的焦灼；也是一面精神棱镜，折射出人性最深处的光与影。

在这道门内，时间以监护仪的心跳频率丈量，这里的对话常被呼吸机的警报声打断，而这里的医生，每天都要在希望与绝望的钢丝绳上完成高难度平衡术。

15年间，青岛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ICU医生薛翠亲手推开过这扇“生死之门”几千次，见证过垂危生命迸发的惊人意志，也经历过回天乏术的至暗时刻。在无数次与死神的谈判中她也有所参悟：比挽留生命更重要的，ICU教会人们如何与生命和解。

薛翠

这里是生死交锋的战场

4月18日中午1点多，青岛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ICU病房外的排椅上坐满了病人家属，他们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扇门上，门里面是需要监护的重症病人。相比于其他病房的门，那扇门显得格外沉重，多数情况下它是紧闭的。

正值医生与家属沟通的时间，已提前在手机上与病患家属约好的ICU病房医生薛翠走了出来，并排坐着的五六个家属立马起身，快步来到薛翠面前，“医生，我的家人怎么样了”“呼吸正常吗”……他们声音急促，接连抛出几个问题。

“病情还没脱离危险期，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，想带他去做CT，呼吸机都准备好了，但是他现在还不具备被移动的条件。”薛翠把病人的病情、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向家属们一一罗列，治疗方案有几种选择也一并与家属沟通。

就在当天上午，薛翠给部门医生培训时，还着重强调了跟病患家属沟通的重要性：你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病人，但其实你面对的这个病人所在的一个家庭。

“这里的病人情况都很严重，有时病情突变，家属往往难以接受，情绪难以平复，这时，医生与家属的沟通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将心比心。”薛翠说。

ICU医生的角色从来不只是“救火队员”。站在医学与人文的交汇点，他们眼中盯着呼吸机参数，手中托起家庭命运的砝码。薛翠在强调“一个病人背后是一个家庭”时，她道破了现代医疗体系中最易被忽视的真相：那些监护仪上的曲线，实则是无数个家庭的情感心电图。

“作为医生，我们可能在情感上帮不上太多忙，但可以递上一张纸巾，倾听他们，安慰他们。”沟通不仅限于解释病情和情感慰藉，最主要的是与家属一起商讨下一步的治疗方案，尊重家属的决定。这涉及到患者家庭经济条件、家属对病情的理解力，还有期望值等多重因素，需要医生综合考虑，尽量平衡医疗需求与家属意愿。

ICU，是英文“Intensive Care Unit”的缩写，意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，是医院中专门收治危重患者的科室。在这个地方，生命和死亡每天都在交锋，医生、护士与疾病展开一场场较量。ICU医生的职责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维持生命”。

在这里，医护人员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治疗方案，稳定危重患者的生命体征，尽可能恢复器官功能，并争取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。“面对疾病，我们和患者是盟友。”薛翠郑重地说。

毋庸置疑，ICU病房就是现实世界里生死交锋的战场，医生是整个战场的指挥者，承担着高强度、高风险、高技术的工作任务。

“在ICU工作，要有一颗强大的心，因为常常面对死亡，得做出调整，不能因为一位病床的病人不好了，就在这儿跟着难过，还有其他的病人等着你呢。”薛翠在劝导年轻医生时如是说道。

薛翠给年轻医生讲课的笔记

“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得学习，都得了解，患者的病情演变发展、危重情况可能到什么程度，都要做到心中有数。”薛翠说，一名ICU医生的基本要求，就是要有快速做出反应的能力。

“比如进来一位昏迷的病人，要快速判断昏迷的情况，从外科到内科，像一个树杈一样，一级一级慢慢顺下来摸清楚。”这个过程需要医生思路清晰，判断迅速，果断拿出有针对性的抢救方案。

“ICU相当于一个桥梁。”薛翠说，每天大量的工作是沟通多学科会诊，这常常需要兄弟科室来协助，“心跳呼吸骤停的病人，往往不是单纯一个原因，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，有可能是脑神经功能出现问题，也可能是肝功能、肾功能不好了，很多病情需要综合救治。”

“最开心的事是看到病人康复，会觉得自己太有成就感了。”作为ICU的医生，薛翠比任何科室的医生都希望看到一个人从昏迷到可以自主呼吸，再到可以坐起来、直至正常行走的全过程，“看到病人康复，我们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

每个人的求生欲都很强

“我救治过最小的病人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。”15年的ICU工作，让薛翠经历过不知多少场与死神拉锯的“硬仗”。

刚参与ICU工作时，一个小女孩因为车祸右下肢粉碎性骨折，医护人员都很照顾孩子的情绪问题。她记得，“因为小朋友总是哭闹，我们有的充当姐姐，有的充当妈妈的角色，喂饭、哄睡，陪她玩。有个护士把橡胶手套吹成一个小气球，还在上面画上一个笑脸，逗她开心……”

“印象最深的、最惋惜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”薛翠每每提起都会叹惋，他是服用了农药百草枯中毒被送来的。

“小伙子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妈妈反对，于是他跟妈妈赌气，喝口农药本来想吓唬一下妈妈。喝完农药后，他还跑到海边散心去了，晚上就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，赶紧到医院洗胃处理，立马做了血液净化。”薛翠记得，小伙子刚送进来时，还在跟父母置气，说不想理父母，不见父母。第三天开始，他慢慢喘不上气来了，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。

“他觉得抿了一小口农药，没事儿，因为我们平时喝一大口水至少50ml以上。”但是薛翠很清楚，百草枯喝上不到10ml都会致命，死亡率非常高。

“小伙子与父母见面时，妈妈哭他也哭。”薛翠很无奈，“后悔也没办法，真的没有给你后悔的机会。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不该跟父母赌气。”

这个病人一住进ICU就喊薛翠姐姐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意识清醒的时候还向薛翠倾诉：“姐姐我好想活着呀，我以后再也不吵架了，我再也不跟我爸妈赌气了……”

虽然薛翠和同事们穷尽了抢救手段，透析、插管、上呼吸机……但是小伙子还是慢慢变得神志不清，不到一周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“经历生命最后一段路的人，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很想留在这个世上。”薛翠曾经抢救过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，直到最后他的意识都是清醒的，疼痛让他在身上抓出了血痕，嘴里不断地念叨：“救救我……”

“哪怕是一个癌症病人，前期再怎么看得开，嚷嚷着：哎哟，我死了算了，已经没得治了，我不想遭这个罪了。但是到了生命最后一段路，就是另外的态度了。每个人都是向往生的，生命最后，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求生欲望。”薛翠说。

“还有一种情况，对医生来说比较无奈，就是评估这个病人还有抢救的机会，但是被家属错过了。”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；有的是病人家属出于传统风俗观念，比如老人不能在外地去世，要送回农村老家；还有的是家人意见不统一，拿不定主意，耽误了。

每当这时候，薛翠都会劝一劝：医生真的很想再努力挽救一下。“但是如果病人家属执意要签下放弃治疗，也是很无奈。”

站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，ICU有时如同一面放大镜，人性的复杂性，在这面镜子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医生在此刻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执行者，而是生命叙事的重要见证人——他们记录着人在生死关头的悔恨、不甘与眷恋，也见证着亲情在绝境中的撕裂与坚守。

薛翠曾经救治过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，到了生命后期开始呼吸衰竭——疾病在慢慢地消耗掉他的生命力。

虽然医生们都知道此时已经很难回天，但当老人进入抢救室的时候，家属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：是插管维持生命，还是安安静静地送他走？

家属们非常犹豫，在门口商量了很久，然后告诉薛翠：“医生，请你们插管。因为家里有孩子马上要结婚了，你让我们家里人怎么办？一边办喜事，一边办丧事吗？”

薛翠和同事们给老人插了管，在呼吸机的支持下，老人又醒了过来。

插管、依赖呼吸机的状态什么样呢？气管被切开，不能讲话，离不开呼吸机，活动范围只有那一张床。当并发症一次又一次来袭的时候，老人的状况越来越差，到最后他手脚紧缩，蜷缩在床上，像一截枯树桩。这种状态让薛翠这样常年从事ICU工作的医生看了也很不忍心。

经受几个月的折磨后，老人走了。面对这类抢救，薛翠心里是另一种无奈：有时候病人的医疗决策是由家人做的。面对死亡呈现的伦理困境，恰是现代医学进步的伴生难题。

“我有时会向病人家属做这样的比喻：当叶子必然要落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强留在枝头上吗？目送它自然飘落，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”

只羡慕那个健康的自己

在ICU这个各种仪器嘀嗒作响的空间里，医护人员是需要24小时随时准备“投入战斗”的。15年ICU工作，薛翠的手机从来不关机，铃声调至最大音量，“有突发情况，我随时是需要赶到医院的。”

“网络上有句话：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出现。珍惜生命，投入地过好每一天，这是我最大的感受。” 不能否认的是，ICU工作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薛翠的人生观。

很多进过ICU的病人告诉薛翠一句话：“我不羡慕有钱人，我只羡慕原来那个健康的自己。”对此，薛翠笑着回应：“很简单的例子，当你牙疼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大口吃饭有多香。”

这种生活态度恰是对ICU生死课的最佳注解——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感知温度的能力。

生活里，薛翠是个很佛系的妈妈，今年41岁的她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上五年级，小女儿上一年级，“从来没给孩子们报过额外的学习班，即使大女儿已经五年级了。”很多孩子的周末排满了语数英辅导课，而薛翠在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们出去爬山散心。

“有句玩笑话叫：逼疯一个母亲只需要一个小学生。但是我觉得只要她开心就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有时候女儿考试成绩不理想，薛翠也会忍不住焦虑一下，偶尔“卷”一下，狠抓一段时间学习。

“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医生，经常值夜班。我们两个人有时都不在家，从时间上就不能做到时时监督孩子的学习。”薛翠无奈地说。

在薛翠眼中，“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少熬夜、少操心，跟周围的人平和相处，让疾病能够远离我们。”这就是她最简单的生活期许。

死亡并非彻底的失败，而是生命教育最后的教科书。当公众习惯用“奇迹”或“遗憾”定义ICU的故事时，无数医生用坚守和“平行病历”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医学人文精神，是在技术极限处依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，在无力回天时仍愿递上一张拭泪的纸巾。

这是一个ICU医生清醒而又温暖的凝视。

医生手记>>>

面对生命的陨落

从事重症医学科这么多年，本以为自己已经能用很平常的心态面对各种患者的死亡，但是，这例患者的死亡，再一次触动了我……

一个平常的夜班，像往常一样接班，刚巡视完病房，科室电话铃响了，接电话的护士一看急诊科的电话，和我对视了一下，一般这种情况，要么下去急会诊抢救患者，要么准备接收患者。电话那头通知：“急诊科正在抢救一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，喝了三大口，正在洗胃，处置完收到ICU……”值班护士挂了电话边准备，边告诉我。

我脑海里闪出了念头，这都2021年了，2018年不是国家明确不允许生产百草枯了吗，怎么还有呀？不管是什么患者，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口服，多希望他（她）喝的百草枯是假药，或者是过期药……

没等我思虑太多，患者由急诊的医护人员陪同收到我科病房，我见到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二十几岁，叫他小杰吧。他面色红润，有说有笑，没有一点抢救指征，用医学术语形容就是“一般情况好”，而他现在躺在重症医学科病房里。

“你喝了多少？我们要根据你喝的多少，来计算用药量。”我问他。

他双手交叉放在枕后，轻松地回答：“我听说除草剂对人没毒，就喝了几口，差不多两三口吧，我没想着死，就想气一下我爸妈。”

他所说的除草剂是只要喝不到10ml就能致命的百草枯。护士边上心电监护边询问患者一般情况，小杰还不太配合，“我没什么不舒服，不是洗了胃了吗？不用给我监护，不用打针……”

我出去与患者爸妈沟通病情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，心里又急又燥。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，百草枯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是一种水溶性极好的化学剂，而人体体重的70%又恰恰是水。也就是说，人体对百草枯而言就像一块海绵。在相对缓慢的侵蚀过程中，患者的肺会逐渐纤维化，呼吸变得困难，即使医院给足氧气也无济于事。肺还不是百草枯唯一的靶器官，肝肾等脏器也是侵蚀的目标。可怕的是，百草枯对大脑中枢神经的损伤却不算明显，以至于在痛苦而又缓慢的死亡倒计时里，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意识清醒。这简直是比绝望更绝望的死法。

以当前的医疗手段，除非喝下的百草枯是假药、严重过期药，或摄入剂量极其轻微且送医及时，否则病患九死一生。目前百草枯中毒还没有很好的解药，能做的只是减轻痛苦，减慢病程，从死神那里争取时间，患者往往到头来人财两空。

跟患者家属解释后，我让他们尽快筹钱，为儿子多争取一点时间。

沟通完病情，立即着手给患者完善各项检查、建立股静脉通路紧急行血液灌流、血液透析滤过治疗，并给予暂禁食、胃肠减压、鼻饲白+黑（思密达+药用炭片）治疗方案，并给予镇痛镇静、护胃、抗氧化、激素、维持内环境等对症支持治疗。

小杰爸妈通过上网、找熟人等途径也打听到了这个病的预后极差，死亡率极高，每日沟通病情，他爸妈以泪洗面。

第二天，小杰说：“医生姐姐，我就是有点嘴巴疼……”

第三天，小杰说：“医生姐姐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难受……”

第四天，小杰说：“姐，我什么都配合你，你早点治好我，我请你吃饭哈，其实我真的不想死。”我别过脸：“先治好了再说，好好配合就可以了……”

第五天、第六天，小杰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呼吸困难越来越重，肝肾功能越来越差，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……

第七天，小杰呼吸衰竭、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、神志昏迷，最终还是没能闯过最后一关。他走了。

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久了，见到了太多生离死别，也见到了太多人世间的无奈。感慨生命的伟大，也感慨生命的脆弱，一念之差，却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偿还。百草枯中毒，给你后悔的时间，却不给你后悔的机会。

医者仁心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患者，不管患者的社会地位如何、家里经济条件怎样，最想救活他的永远是他的医生，有时候患者家人或许会因各种因素不再坚持治疗，但医生救治的心永远不变。

医生也有无奈，医学是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学科，医学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医生会竭尽所能。

重症医学科  薛翠

2025-08-04星期二

（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高芳）